几乎所有冲突，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冲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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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 l 愈嘉

语言学家史蒂芬·平克说：“如果一个人的大脑里没有一个概念的话，就不可能理解相关事物，如果一个民族的语言中空缺某个概念的话，那么整个民族就倾向于不去思考相关现象。”

可见，人类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概念，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的。

然而，比缺失概念更严重的，是对概念的混淆和误解。无论是生活、商业和政治，混淆概念，都会出大问题。

比如，“文明”与“文化”。这两个词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用，但事实上，即便是专家学者，也很少能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。然而，混淆、误解这两个司空见惯的概念——“后果很严重”。

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，叫文化

知道不能使用酷刑，叫文明

长期以来，我们在使用“文明”“文化”两个概念的时候，总是冠以一些前缀，比如“中国文化”“中华文明”“世界文明”“民族文化”等等。

从表象来看，“文明与文化”似乎没什么区别，冠以什么样的前缀，不过是约定俗成的搭配习惯而已。然而，透过著名学者刘刚、李冬君的代表作《文化的江山》一书，我们却发现，二者在本质上完全不同。

我们通过书中对“商周之变”的剖析，便可以很清晰地区分“文明”与“文化”的根本分野。

我们熟悉的商朝，是由“商人”这个族群建立的——“商人”不是指做生意的人，而是指商族。

在他们的观念中，只有“商人”才是“人”，他们自认为“天命降于商人”，为了让上天能够永远地保佑自己，商人会经常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，祭祀当中会大量用到活人做祭品。而献祭的这些活人，来自对外战争中所俘获的其他族群的人。

可见，“商文化”，只能被“商族”所接受，对于其他族群，意味着灭顶之灾。它不具备“普遍性”，是一种强烈的“特殊性”。

而这种特殊性，必然会遭到其他族群的反抗。

其中，周人是最主要的一支抵抗力量。在抗争的过程中，周人提出一个全新的观念，那就是“天命降于周王”，完全不同于商族的“天命降于商人”。

乍看，这似乎把天命的载体变得狭隘了，但实际上，是把它变得普世了。

因为，“天命降于周王”意味着周王便是天下的共主，他不仅仅要为周人主持正义，而是要为全天下人主持正义，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主义观念。

只有这样，才能动员所有族群推翻商朝的统治，甚至商朝的军队也因此临阵倒戈，如此，周王室的大业才能成功。

正是在“商周之变”之后，“中华文明”“中国”等概念，才算真正登上历史舞台——

在这一“天命降于周王”的“天命观”指引下，“中国”一词意味着“天下的中央”，也就是全世界的中心，而“中华文明”指的是全天下人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。

中华文明的普世主义理想诞生了。

由此，抛开具象的历史，我们便可以对“文明”做一个精确的定义。

文明，是一种能被人广泛接受的普遍秩序，天然具有可拓展性。

文明的“正当性”，在于对一种理想，一种价值的追求与认同。

文明的“普遍性”，在于它并非局限于某一族群的小传统，而是根植于全人类的大传统。

普遍性与特殊性，如此定义文明与文化，或许过于抽象，如果举例来说，那就是——知道100种酷刑的方法，叫文化，而知道不能使用酷刑，叫文明。

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，

拒绝文明。

如今，我们常常会在网络看到这样的观点——

“某某国有特殊国情，绝不能随意照抄世界经验。”

这是混淆文明与文化的典型。

文化，是历史性的，是对生存结构的特定表达，任何文化都会构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结构系统。这个系统能带给共同体想象中的安全感，因此，与文明有所不同的是，文化是历史的结果，天然具有特殊性、遮蔽性，以及对抗性。

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人博教授，在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一书中，对“文化”的特殊性与“文明”的普遍性的关系，做了通透的解读——

1840年之前，中华帝国以“儒家伦理”安定天下，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中国文化——“人伦”、“孝道”、“忠君”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东西，其文化的遮蔽性可见一斑。

1840年之后，中国被强行拖入现代文明大潮，立即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：由于现代文明是一种无限扩张的、无比强大的秩序，传统社会在它面前不堪一击，如果固守中国传统文化，不作出任何变革，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。

因此，“文化”与“文明”的第一层关系，就是文化不能以特殊性为由，拒绝文明。

换句话说，特殊性不能对抗普遍性。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，是要拥抱人类已经抵达的文明地基——尤其是思想、精神和制度文明，从而消解遮蔽效应，拓展未来的生存道路。

以我们的近邻日本为例。

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，尽管学习了西方的种种制度，但是仍然保留了日本文化中特殊的天皇制度——宪法明文规定天皇万世一系，大权独揽，最终导致日本走向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，不仅给日本，也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而二战后的日本，没有死守民族自尊心，沉浸在“大日本帝国”的历史梦幻中，而是全面拥抱现代文明——限制天皇权力，施行君主立宪；解散财阀等垄断资本，铲除法西斯经济基础，全面拥抱自由市场；禁止传授封建伦理，确保青少年都能接受现代教育。

文明要俯下身来尊重具体性的文化，

否则就沦为空洞的口号。

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重复的行为，形成了习惯；一个群体共同的习惯，就是习俗；一个地区的习俗，构成了传统；千百年积淀出来的传统，就是文化。

于是，文化与文明之间，便引发了一个强烈的冲突，文化只有融入文明，才有生命力，但是要改变文化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王人博老师在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一书中，对这一经典悖论，做出了精彩的分析。

他认为，普遍性是从众多特殊性抽象而来。例如，“人”这个概念，人之所以能脱离肤色、种族、地域、风情而共同被表述为“人”，依赖的是思维对人的具体差异性的模糊处理，抽象出共通性。

同样，“文明”这个概念，之所以能超越如此众多的特殊文化，被奉为具有普遍意义的“文明”，在于它对所有不同族群所认同的普遍价值，进行了抽象。

然而，文明所代表的抽象价值，只能给出意义和方向，离开了具象的人，具体的现实，文明便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。

所以王人博老师说：“普遍性的成立深植于特殊性的具体实践中，而不是普遍性取代了具体性。事实上，人既需要普遍主义的价值作为方向，又热心自己的个性化的存在。抽象与具体、绝对与相对的辩证运动，是西方价值变性为人类共同实践的普遍价值的一个途径。”

此言，道出了“文化与文明”的第二层关系，文明必须俯下身来，亲近文化，文明绝不能高高在上，试图全面消灭文化，也就是说普遍性不能完全取代特殊性。

以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故事为例。

1830年代，达尔文去原始部落考察，把当地的一个小男孩带回英国精心培养，他长大后，成为了一个绅士，并重返部落。

当达尔文回到部落考察时，发现小男孩竟然被吃了，当地酋长不耐烦地解释道：“那小子自称是大师，整天只知道夸夸其谈，什么都不会做，连兔子都不会杀。我们觉得留着他也是多余，就把他给吃了!”

可见，文明若是强行改造文化，其结果只能是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。

再举一个和中国人关系比较近的例子，也是王人博老师在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一书中的一个经典案例。

请问，假若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遇到红灯，但没有车辆驶过，这个人应该是走还是停呢？

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，遵守规则就是无论是否有车辆驶过，遇到红灯行人就应该停下来。如果用西方的经验来衡量，很容易得出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结论。

但事实上，中国人对规则的理解是情景化、语境化的。中国人是一种经验至上的动物，不信奉绝对化的规则。因此是否通过马路，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安全的经验来判断，没有人会跟红绿灯较劲，因为这会被视为“傻”。

这并非中国人不讲理，而是这个理是交给了具体实践的个人，在特定的情境中由他自己做出判断。而且，中国人也愿意相信，君子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。

因此，王人博老师认为，文明真要成为普遍性价值，它不应凌驾于具体性的文化之上，而是俯下身来尊重和亲近具体性的文化。舍此，或许没有更近的路。

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，

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。

美国小说家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：“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，还能正常行事，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。”

如何辨别文化与文明，如何正确看待文化与文明，需要的正是这种智慧。

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存在，而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。

文化具有遮蔽性，若不想走进死胡同，便不能以特殊为由，拒绝普世文明。

但是，尽管文明天然具有拓展性，普适性，但若不能俯下身来尊重、亲近文化的特殊性，那么所谓的“文明”，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。

由此，对于我们来说：

不仅要站在中国看中国，读懂中国本身的特殊性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——这是文化的范畴，也是刘刚、李冬君老师《文化的江山》要回答的问题。

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，读懂文明大潮下的中国，究竟该向何处去——这是跨越历史三峡的文明转型问题，也是王人博老师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的主要命题。

其中，《文化的江山》，是刘刚、李冬君两位老师从40岁时开始构思，50岁完成初稿，再经10年打磨沉淀，至60岁才出版首辑。贯穿全书的，是“文化的江山”与“王朝的江山”之间的交互与缠斗。我们为你奉上的，是两位作者亲笔签名的版本，让作品多了一层价值，让阅读多了一份情感。

而《1840年以来的中国》，王人博老师以立宪这一“世界文明的格林威治时间”重新书写中国近代史，并以关键“人物”“时刻”“概念”为交错，纵论近代中国的演进与嬗变，全书融史学家的洞察、法学家的严谨、哲学家的智慧于一书。同样，还有少量王人博老师亲笔签名书供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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